红薯在我老家叫红苕，是一种高产量的杂粮。这种农作物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强，给点泥巴就能活。哪怕是在干旱贫瘠的沙石地里面，红薯也能茁壮成长。

在我国的历史上，红薯长期都是百姓粮食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红薯也叫番薯，因为这东西不是咱们本土产的，而是从海外番邦引进的。和玉米一样，红薯最早出现在美洲，是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。后来航海时代开启，欧洲人跑到美洲搞殖民，在掠夺当地金银财宝的同时，也将红薯给带出了美洲，然后辗转来到了中国。

关于红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径，当前史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。但大致范围是可以确定，应该是在明朝万历年间，从东南亚引入。因为从番薯引种的历史文献看，目前最为主流的两条路径，都是在这个范围内。

首先是在万历十年，即使公元年，陈益由越南引番薯入东莞。

有史书记载，广东东莞人陈益，于万历庚辰年（年）泛舟下安南，也就是今天的越南，当地的酋长拿出红薯来招待他。越南人的“土特产”味道甘美，令陈益非常感兴趣。而在后面的接触中，陈益更了解到红薯高产耐用的特点，使其愈发的喜欢。所以在后来归国的时候，陈益就搞了点薯种，将其带回了家乡。

当然，弄这个红薯种并不容易。前面说过，红薯原产于美洲新大陆，后来经过欧洲殖民者的传播，这才来到亚洲。所以对于安南的当地人而言，红薯其实也不是什么土特产，而是非常珍贵的舶来品。尤其是后面红薯种植在当地推广，让人民见识到了其高产耐用的特性之后，那更是当宝贝一样。毕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，红薯能弥补大量粮食缺口，绝对算得上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。不夸张地讲，谁掌握了红薯，谁就拥有了权力。
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红薯种在当地无疑就变得十分珍贵，基本上就属于非卖品，更不允许出境。如此一来，陈益肯定是无法通过正常的交易行为拿到薯种，并将其带回家乡的。他当时靠着收买酋长家奴，才拿到了薯种。然后又凭借一招“藏种于鼓”，瞒过了“海关”的检查，顺利归国。

陈以这样的风险很大，但凡是有那么一点差池，不要说带薯种回来，他自己可能都得永远留在那边。

其次是万历二十一年，即公元年，陈振龙由菲律宾引入长乐。

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，早年在吕宋，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做生意。在此期间，他发现当地有种土特产，广种耐瘠，产量又高，而且味道也还行。而他自己的家乡长乐，地处山区，土地贫瘠，种不出多少粮食。所以心系家乡的陈振龙，就计划着把这东西给带回去。

当然，和之前陈益所面临的问题一样，红薯在当地被视为奇货，很难从正常途径获取。不过作为常年混迹南洋的商人，陈振龙对于“走私”这个行当，可谓是轻车熟路。他在年的夏天，巧妙地躲过了检查，成功将红薯种带回。

红薯是一种绝佳的救荒作物，不仅产量可观，更具有抗旱、耐涝和抵抗蝗虫等救荒特点。

古代不比当下，基本都是靠天吃饭，缺乏相应的灾害防治体系。遇到旱灾他们打不了深井，筑不起大渠，人工降雨什么的就更谈不上了。而遇到稍微猛一点的洪灾，他们的堤坝如纸糊一般，水道难以治理，稍微运气不好，便是一片泽国。

所以一旦天公不作为，没事儿来个旱涝灾害什么的，老百姓们很可能就是颗粒无收。

当然，即便是气候适宜，粮食安全依旧得不到保障。因为农业科技落后，缺乏科学的农业种植保障体系，这使得当时的农作物普遍娇贵，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。像虫害疫病什么的，几乎是难以避免的。如此一来，本就产量不多的粮食，又得雪上加霜了。

红薯不一样，这东西是出了名的好养活，既不挑季节，也不挑环境，更不容易生虫害。

所以，红薯被引入中国之后，很快便获得了国人的青睐，被大面积地推广种植，最终成为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许多地区，红薯都是必备农作物，每家都会种上一些。

以河南为例，红薯种植从乾隆时期开始大面积推广。而时至清末，红薯在河南的种植已经遍布全省。有史料记载，豫省很多地方“凡有隙地数尺，目可仰见天日者，皆栽种红薯”。

红薯在我国的普及，改变了老百姓的粮食组成结构。传统的谷物主食不再是绝对主角，红薯开始作为主粮登上百姓的饭桌。

红薯作主粮在我国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甚至于在本世纪初，许多欠发达的农村地区，都依旧是把红薯当主粮。比如我家乡所在的西南地区，几乎是家家户户种红薯。那时候每到冬天，碗里不管是干饭还是稀饭，总是会掺着半碗红薯。

当然，今天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普遍了。因为红薯归根结底，乃是一种救荒类作物。当初红薯被引进中国，之所以能得到推广。完全就是因为其具备抗旱、生长期灵活以及抵御蝗虫等优点，可以在饥荒年代，当传统的禾谷类作物因为自然灾害大减产时候，去弥补粮食短缺的不足。

当然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，即便不是灾荒年代，粮食依旧是不太够吃的。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而言，能维持温饱就已经是毕生所幸了。而红薯作为一种高产易活的粮食作物，无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梦想。这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：贫者赖以充腹。

所以很明显，红薯能够成为餐桌主食，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有多甘美，更不是因为它的营养有多丰富，而是因为它能够充饥饱腹。在那个老百姓们普遍吃不饱的年代，能有这样一种食物来支撑生活，已经是非常幸运了。毕竟红薯就算是再怎么不好，那也比吃观音土、啃树皮来得有帮助吧？

如今随着生产力和物质水平的提升，我国的粮食作物结构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化。像曾经怎么吃都不够的稻谷小麦，现在完全不是问题。而当我们的大米白面能管饱的时候，红薯的价值就不再重要了。

毕竟谁会愿意放着香喷喷的大米饭和白馒头不吃，跑去啃红薯呢？

这里肯定有人会讲：我觉得红薯挺好吃的啊，尤其是街上卖的烤红薯，甜得跟蜜一样，那不比白饭馒头好吃？

没错，烤红薯好吃，我也很喜欢。但你要是天天吃试试？估计要不了几天，肚子就受不了了。如果经常吃红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红薯这东西吃多了肚子很容易胀气，动不动就得出响。而红薯富含纤维素，为肠道细菌提供了很大的生长附着面，使其可以愉快地生长。所以在释放气体的时候，最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不然味道会很尴尬。

另外，咱们现在吃的这些红薯，其实都是改良后的品种，和以前地里面种的那些红薯不一样。记得红薯当饭吃的时候，味道可没烤红薯这么甜，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不好吃，反正我不喜欢。

虽然我小时候经常吃红薯，但那并不是因为红薯好吃，而是因为粮食不够。那时候家里穷，商品经济也不发达，吃的粮食基本都是自己家里种地。而家里的田地有限，每年产出来的稻谷本来就不多，还得上交一部分，根本就不够吃。既然大米不够吃，那就只能是用其他的食物来填了。通常夏天就是吃玉米，而冬天就是搞红薯。

想象一下，每天早上起来，烧一大锅红薯稀饭，说白了就是水煮红薯块，再配点咸菜疙瘩，好了，这就是早上的饭。到了中午，红薯面烙饼，红薯杂面面条，再炒个菜或拌个凉菜，这还算是条件好的人家，如果拮据点，可能吃得和早饭没啥差别。到了晚上，又是红薯稀饭煮红薯。就这么天天吃，月月吃，再喜欢吃也会吃腻的。

当年的苦日子，算是一个不小的童年“阴影”，以至于现在我极度讨厌这红薯，虽说其实它们并不难吃。

后面日子渐渐好起来了，红薯在餐桌上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。虽然那时候家里的地依旧种着很多红薯，但却不是种来给人吃的，而是喂猪。

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，如果红薯主粮化，就意味着我们又得回到那个红薯吃到吐的年代，和猪抢食物。

客观来讲，红薯应该算是一种备选“主粮”。在那个生产力低下，传统主粮普遍不够吃的年代，粮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补充品。而在生产高效，传统主粮充足的当下，红薯就可以退居二线了。简而言之，红薯是可以做主粮的，但现在我们并不需要。

对于我而言，当年红薯当主粮，是一段不愿再经历的回忆，多年如一日的三餐吃红薯，让我看到红薯就胃反酸。希望日后人们提到红薯，是有益身心的杂粮，是街头烤、炸的小吃，而不再是人们一日三餐的主粮。